中国大陆推动陆港澳融合策略作为及其影响
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访问学者
五十年不变的错估
我们谈到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多人都会提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跟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会面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时,邓小平所解释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治理香港方针「五十年不变」的意义。所谓「五十年不变」,只是一个概念,而并不是严格的时间区段,并不是第五十一年就变了。邓小平的意思是,在未来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大陆需要稳定发展的环境,尤其香港在当时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是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窗口,所以邓小平要争取时间尽快让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在社会经济跟香港的差距会拉近。邓小平明确提到,等五十年后,中国大陆经济发达,到时候跟香港会没什麽差距,就没有变的问题。「五十年不变」裡「不变」原来的意思其实是这样。也就是邓小平要柴契尔夫人安心,强调这五十年是中国需要,希望中国大陆经济五十年后可以跟全世界看齐,而五十年后更不需要担心,因为到时候中国大陆应当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而更可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的领域和香港接近。
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
如果透过陆港澳融合的这件事来看的话,其实这是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重新定位的策略,意即向资本主义靠拢,来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的现代化。后来历史的变化超乎邓小平预测的乐观。在「六四事件」之后,虽然有波澜,但是邓小平在后来还是利用南巡讲话确立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变,只是更加强调「政左经右」的路线,因而在这之后大量地招揽港资和台资进入中国大陆来协助中国大陆突破一九八九年之后全球的经济封锁,让他们在短时间之内国家能够尽快复甦,往现代化方向推进。我们现在也确实看到在经济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谈陆港澳的融合,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图像可能不同,但现在中港关係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就谈最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当中明确说到2007年可以让香港人民决定行政长官跟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式是不是要改变。但在2007年前,便为了特首的选举,香港泛民主派和北京之间就展开了较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03年开始有七一大游行,而这就跟陆港澳融合的问题有关,是北京有意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家安全立法而引发了这个大游行。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共尝试透过立法方式,把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概念延伸到香港,这对香港的特殊性和自主性都会产生很大的衝突,于是就引发了香港回归日的七一游行。
送中等于送终
这让北京开始反省1997年后的中港关系,事实上也从那时开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接下来关于港人自决变更特首选举方式的五部曲又出炉了,北京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释法,限缩了《基本法》赋予的香港自治的空间,更透过释法不断侵蚀香港司法的独立地位。2004年人大两度释法否决了2007、2008年之后香港的双普选,导致香港民间开始积极争取「双普选」的社会集体行动。2013、2014年的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及其延伸的雨伞运动和鱼蛋革命,使得中港政治上的对立越发尖锐。2012年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台,而他跟香港之间的渊源,跟他担任过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东省长的父亲习仲勋有关。
从习近平身上,可以看到他在党国内部夺权的途径,主要是抓国家安全这一块。2014年1月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5年7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法》,追认国安委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完成从党到国家的国安系统重整,加以一连串的国家安全立法,让习在这个领域的权力越发巩固。而香港民间从2003年不断去抗拒《基本法》23条国家安全的立法,终于和北京在国安问题上产生对撞。我认为香港司法案件「送中」《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的立法问题是一种变相的国安立法,因为它比国安立法更可怕。国安立法至少说有限定国安领域的事务才允许中央人民政府介入,但《逃犯条例》是一般的重罪就可以移送案件到中国大陆审理。习上台之后,在2013年5月,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通令在大学校院中不准讲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七种价值;2014年中共第十八届第四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管确立了有个案司法公正和审检独立的制度,却否认了有宪政主义的司法独立这回事,司法必须服从党的领导;2018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讲话,宣示:「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在明确反对司法独立的这种情形下,习近平任内推动的国安立法,对于中国大陆内部整个司法,更加造成侵蚀迫害的作用。明确地说,《刑事诉讼法》明定的刑事程序,只要碰到国安案件,对于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的保障通通排除,这是很恐怖的。除了扩大了国安的权力之外,习近平也扩大了国安的概念,2014年4月在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资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都纳为国家安全体系,天下事通通都是国家安全,然当国家安全成为排除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法定事由时,这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是包山包海的法律概念的使用,就必然会破坏了罪刑法定主义。国家安全界限变得无边无际,对国安人员执法无异给予了大大的空白授权。在国家安全案子没立案之前的,中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法》还有一套针对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和监视的制度,就是变相监禁,又在侦讯调查程序中大量运用酷刑逼供取证,这都是非常恐怖的,必定会让港人非常恐惧。很多港人可能都还不知道把人送到中国大陆受审是多么恐怖的事情,这超过很多人基于香港经验的想像,真实的比他们想像还更恐怖。
腾笼换鸟
习主政下北京对于香港的步步进逼,面临香港民意的大幅度反弹和反送中运动的大规模抵抗,为什么北京似乎纹风不动,好像没有感觉,无动于衷?其实在占中运动之前,2011年的时候我和香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和台湾的友人共同成立华人民主书院有限公司,我们在香港的合作伙伴其实是包括了香港几个主要的政党民主党、公民党和社会民主连线。在成立之后,有些中国大陆研究香港的学者,他们来台湾跟我有些接触,因为他们开始关心到为什麽台、港公民社会会连在一起。他们觉得有点不妙,我和他们曾交换了一些意见。当时中国大陆智库学者,曾明确谈到如果香港争取普选和高度自治的抗争不断发展的话,他们担心会对中国大陆内部的统治和稳定产生重大危害。所以大陆学者认为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如果香港对中国大陆的稳定产生危害,那么「腾笼换鸟」,也是他们可以考虑的,就是香港留岛不留人,逼著香港人出走,反正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提升了,各国为了做生意,都卖他们面子。上海或深圳在突飞猛进,香港在中国大陆国际贸易的战略地位在下降,过去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时深圳和香港协力发展出来的「前店后厂」模式,就在削弱香港经济发展的基础,让香港的製造业跑到大陆去,香港人也在大陆工作和生活,而香港跟大陆之间的边控,香港政府早已经管不到甚么了,其实香港已经是在「腾笼换鸟」了,北京不断在稀释香港政府对香港人的管控能力。
北京压根就不希望「双普选」实现,现在的妥协版本,顶多也只是让步到由中央人民政府筛选出特首的候选人选,让人民进行有限度的自由投票,这个差额全民选举投出来的,也必然是北京所同意的人选,而且是符合他们的宪法原则,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2016年到香港讲的爱国、爱党、爱港的人士。
大湾区融合香港
在2012年习上台之后,可以看到「双普选」和「占中」问题上,香港和北京的碰撞。我在跟中国大陆来的学者非正式谈话中,他们透露了这种「腾笼换鸟」、留岛不留人的最后方案。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构想首度出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论述中,2017年被写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直到2019年初,乃有国务院与中共中央合作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搭配串联大湾区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跟广东省珠海市珠港澳大桥的搭建,将香港纳入大湾区的包围,加大香港对大湾区和大陆的依赖,稀释掉香港的自治。表面上,这是想让香港人有更开阔的生活腹地,通过陆桥,打破海洋对中港间交通的限制,使中港之间最终只剩下人为制度的差异,而这些制度差异要打开都是有可能的。只要香港人民对于大湾区生活的依赖性形成,未来加速通关打破边界,都有可能,到那个时候,香港要争取「双普选」,就算能选,中国大陆也有足够的信心能透过锐实力让香港人民选出北京能接受的人选。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融合策略,经过这几年中港关系演化和大湾区计画逐渐成形。2011年以及占中之前我跟大陆学者的谈话中,我发现好像为了一国,也就是为了党国,中共不惜以腾笼换鸟消灭两制的做法和思维似乎正在慢慢得到验证。
送中修例伤害《十三五规划》
对于目前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我是觉得如果人们要发展出对抗北京的话语的话,要认真去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规划中都谈到香港跟内地的关系,尤其是现在正在实施中的《十三五》,特别谈到要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以及贸易三大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这我们可以理解,但另外谈到支持香港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关于产业升级创新和青年就业,深圳都已经大肆展开了,成就恐怕都超过香港了。但无论如何,《逃犯条例》的修例,就已经直接和根本地冲击到《十三五》对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规划了。一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认中国大陆法制、甚至放弃自身司法管辖权的修例,连香港人都人人自危,外商望之却步,不敢去香港,它要怎麽成为国际法律争议的解决中心呢?要如何做到成为其他国家发生争议时人们所信任的指定管辖法院呢?人到了香港后连人身安全都保障不足的时候,怎麽完善国际法律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呢?这点我们在批判《逃犯条例》的时候,要提醒这关系着怎么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维护它的「一国两制」,更可从中共自己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直接对它提出批判。香港政府目前的作法是完全违背了《十三五规划》的精神,《十三五规划》提出来很多宏伟的目标,都有可能因为《逃犯条例》成为泡影,影响的可能不只有留岛不留人,可能整个大湾区计画的说服力都会受到冲击。
最后要问,我们台湾现在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台湾应该要想办法去帮助香港人来维持住「一国两制」,让香港人能在香港安身立命,并不是把香港人吸引到台湾就好了。我认为更负责任以及从台湾国家安全战略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让香港做为第一线帮我们挡住共产党,因此要让香港持续发展,香港才能留住人,香港的人才会有力量来抵抗共产党的控制和渗透。香港怎样持续发展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保险,我们卖保险给香港,让香港人在台湾移民有更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让香港人可以在台湾取得居留权,而且是甚至不用住到台湾来,在香港继续生活着。只要出现状况,还有台湾这个地方可以跑,让他们心理上有安全感。让香港一部份的钱放在台湾,也算是在台湾买了一个保险,万一香港出状况,我们台湾会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对于香港人的短期紧急庇护制度,这部分我相信现在在启动了,香港从事民主或社会运动的人士,可以跑到台湾这一个能够提供他们庇护的地方,很多香港学生就是这样的想法,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逃到台湾来。我们政府可以规画立场更清楚、做法更简便的方案,帮助香港人维护「一国两制」,让香港人更安心地在香港发展,这样也就可以和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政策达成一种平衡和协调。虽然台港双边目前没有官方的对话管道,但民间往来密切,声息相通,我们通过这样的作法,提供香港人民取得台湾居留权的快速通关,安定香港民心,表达的是要求中共遵守其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政治承诺,降低香港朝野和中港政治上的对立和冲击,这也更能促进台港社会互相的支持与合作。这使香港人可以背靠台湾继续留在香港奋斗,也某种程度抵销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香港的效果。
民国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台北晴园
原文刊於議報http://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8271
台湾 省 人大代表 在 顏艾琳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诗人颜艾琳
——台湾采风记之二
□ 李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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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与颜艾琳合影
4月26日晚上在吴德亮工作室呆了两小时,并不仅仅听他说了茶事,还有更多的收获,限于篇幅,前面文章里没有写出来。比如,从吴先生的嘴里我知道了台湾有一个叫“全方位艺术家联盟”的团体,他还是这个团体的召集人之一,这个团体的宗旨是要在台湾来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像吾乡先贤江兆申先生的弟子侯吉谅就是这团体的成员。
有关吴先生的“全方位”艺术成就,待后面再写好了,先写一下女诗人颜艾琳吧。我没问她是不是那个联盟之一员。
颜艾琳是一个忙人。25日下午很正式的作家交流座谈会,时下台湾文坛的三大名刊《联合文学》、《文讯》和《幼狮文艺》的负责人都带了自己办的刊物参加了。除了那三份刊物,还每人发了份《乡间小路》杂志,见其刊名,以为同文学关系不大,会上一边听人发言,一边翻杂志,没顾上这本。晚宴时,除了邀请我们访问的夏潮基金会的成员是主人,约30名台湾文坛翘楚其实也是客人。座谈加上参加者更多的晚宴,可以算是台北文坛的一次盛会——这从不少赴宴者之前互相并不认识也可得证明。主办方夏潮基金会趁我们的到来“大搞”了一把。这些人有的并不在台北上班,是从外地赶来的,有的则是因为事情多,很忙。颜诗人属于后一种,她赶到时,开场白已经过了。于是有人重新向她介绍我们这些同桌的“陆客”,提到严歌平,有人说是严歌苓的哥哥,颜女士以为是调侃,坚决不肯相信,她说自己编过严歌苓获得大奖的书,十分熟悉她。无法把身材魁梧的严老哥和娇小的严小妹联系在一块。我于是强调了一下,还端出了自己和严歌苓是鲁院同学(其实就同学了短短数月,不过开学典礼的合影上有其芳容。)于是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许多,说起她在联经编过的小说,我在高行健获诺奖后一月在福建买到的盗版高行健原来就是盗了她编的版本;经她手编过书的大陆名家一抖就是一串。说了不多一会,文坛“女汉子”的形象很快就凸显出来了,说三毛的生活故事,说大陆各地的风俗民情,作为台湾六零末的“中生代”作家,又长期以文学编辑为主业,当然知晓许多名人逸事和文坛八卦。有些事情她说出来,我们知道,但同桌的小了她一代或半代的台湾女生却不明白,还得劳她细细解释。有时,时间形成的疏离比空间的阻隔要大多了。言谈间,我说台湾的“国语”和我们正宗的“普通话”在正式场合正在相互靠近,没什么差别了。这是我在几天来坐大巴车时断续看有关张学良一部传记片得出的感受,其解说音色音质字正腔圆得很像央视,曾以为解说者是从大陆聘请的。但他们告诉我,非也,那个节目完全是台湾人制作的。又言及各地方言,居然和我有同样感觉的还不少。
晚宴到高潮,也就是快要结束时,通常主宾双方是要来几个节目的,彼方老中青三代三十余人中擅长此类的自然不少。一位名管管的85岁的诗人兼画家用他的山东话颤悠悠地表现了一个乡村顽童的顽皮可爱。一位专业戏曲演员先是说她同其作家先生四年来的两合两离,说得众人大笑,然后很专业地唱了一段戏。我们一行14人,年龄结构大,擅长于此的实在是没有,也就余同友算是可以上去比试一下。台南晚宴,我们出场人太少,许辉点了我下,我用屯溪话的“A、B、C、D”(俺不识得)上去卖了个关子,效果似乎还好——这和我白天参观文学馆时,听用客家话读诗的录音听懂了有关,感觉和我们歙县南乡某片区域的发音用词没大区别。无人出阵,我自己上去用当年文怀沙老先生教我们念的他所说的“中唐古音”半吟半诵地来了几句离骚,自然吟诵之前得有开场白,很稀罕地把一段话说得比较顺溜。回到座位上,我强调这是平生头一回,从来没有过。颜诗人对我的即兴还觉得有趣吧,拿手机要和我互为微友,我有微信,但也只是看看用得勤快的人转发的一些内容,自己没感觉到有大用。如何加上不在通讯录上的她,自然也不懂。她拿了两个机子对了一下,也就简单地加上了。同时顺便教了我二维码的使用。刚加上,我手机没电自动关了。
第二天早上,启动手机,见诗人在宴会进行中时已经发了数条极有意思的话,有对其夫君——《幼狮文艺》主编吴钧尧被“如云美女”包围的调侃。云其为“室友”,实质显示出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吧。
回来,翻出那本《乡间小路》杂志,上面印的总编辑是颜艾琳,这是月刊,还有一份没发给我们的《丰年》则为半月刊,总编也是她。这两份杂志是被允许向大陆普通农家或农业单位发行的纸媒。《丰年》我不知其内容,花了半个晚上将一本《乡间小路》读完。这不是一份专业杂志,也不能说它是一本我们通常理解的农业科普杂志,从头到尾的总感觉是“小清新”,说它是一份充满新世纪泥土味的文化生活杂志庶几差不离吧。不知道这种杂志能不能赢利,扉页上有一行小字:“行政院农委会补助”,不过90多页的内容没有一行字属于官腔。其列出的咨询顾问都是各方面的教授专家,不见一个老板头衔。看其刊龄,也有30年了,诗人去当老总是什么时候呢?
从联经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到面向农业、农民的杂志总编,这跨界够大的了。待我去网上找到能找到的这位诗人的相关内容(主要是新浪博客,还有维基百科等等),才知道她已是台湾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代表性诗人,其作品获各种奖,译成多种文字,充当各种“国语”教材难以——罗列出来。作为台湾的“中生代”,其经历在某些方面同我们表面上有相似之处,因为“解严”时,她已成人,有过对体制从否定到认可的漫长过程——这从她现在当了不少政府机构的咨询顾问一类兼职可看出。有趣的是她还曾被认为是台湾写“情色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这些诗发表时,不知是否有过类似于我们的“卫道”与“探索”之间的争执。在诗歌创作领域,女诗人的所谓“情色”通常是和“女性主义”捆绑在一块的。自然,如今提到颜艾琳创作中的这一块,多的是正面的肯定。我很想在此引用一首她此类诗中最短,读了感觉甚好的一首,想想还是打住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到网上找到的。且引用一小段著名诗人痖弦的简评在此:“我感觉颜艾琳的这辑诗是几十年来情色作品的‘总颠覆’,她真的做到了言人之未曾言,言人之未敢言,言人之不好意思言。入选的三首诗各篇风格一致,意象新,形式轻盈活泼;大胆、坦率、纯洁、天真而且美丽,一点也没有淫邪之感。不淫邪,我想这是表现情色世界最重要的前题。”
自然那只是她创作成果中的一部分,就在我们采风参访回来没两天,台湾一位94岁高龄的诗坛大佬周梦蝶去世了,周老诗人以羸弱之身,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谋生于台湾,后长期以摆书摊求得生计。但却是掀起台湾现代诗风潮的著名的“蓝星”诗社成员,这个诗社包括了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写有著名怀乡诗的余光中、郑愁予等。周梦蝶曾从南怀瑾先生习禅,作品禅意很足。颜艾琳多年来对其执弟子礼。像亲人般照顾年事渐高的老诗人的生活。实话,台湾诗人的名字我能说出一串,周梦蝶的名字还是在其逝后从颜艾琳的微信中获知的,并去“豆瓣”补了课。同时也知道她一直在为老诗人的身后之事如公祭等操劳操心,因为一辈子穷愁经济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老诗人在岛上并无亲人。颜艾琳的行止,当然是一个优秀诗人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
颜艾琳也像三毛,喜欢满世界跑走,这可能同台湾只是一个不大的岛有关,从她自己的描述看来,大陆各省都差不多被她走遍了,东南西北的国家游了也有几十个了。开始,自然只是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穷游,后来则多是参加诗歌活动,参加诗会、当评委、领奖,各种情形都有。二十多年来,有意无意间她还扮演了一个海内外诗人们中间联系人的角色。这于一个资深文学编辑而言,也是顺其自然吧。那天晚上她就说自己才从大理参加诗歌活动回来没几天。黄山市境内也有两位在此发了财的但还是诗人的外地人办过好几次小规模的“国际诗歌节”,像吴德亮就来参加过。2008年办的那次,诗歌节组委会曾经邀请过她,但作为大忙人的她没能赶上。也许某一天,颜艾琳会来的吧,同诗歌有关,也可能同诗歌无关。黄山可是好地方。
且以颜诗人发在《联合报》写给周梦蝶的挽诗《空位有我》结束这篇采风记,这得归微信之功,让我从初稿看到定稿,从没题目到有题目。
就这般,化蝶而去,
孤独国里的王,
您没来得及握住一双手,
这孤寂过于完美,
使人垂泪。
空出来的椅子,我来
我必定坐下,
只因您留下的孤独,
是甜的咖啡、
是暖暖的温度、
是金门高粱的醇香、
是定在一点的走看、
是非乱我心的忏悟。
我必定稳稳坐下,
用力紧扣双掌,
以您曾经给我的力道
打坐我。
观想您。
我们还在一起。
两位诗人的心灵是贯通的,虽为挽诗,“全方位”的诗人艺术家颜艾琳女士很是坚强有力,有自信。
http://www.cnepaper.com/hsck/html/2014-05/20/content_11_1.htm
台湾 省 人大代表 在 李民傑(奸的好人)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历史的伤口》(轉載文章)
作者□ 梁文道 | 文章轉載
2014年02月07日 15:24
(就算经过如此一番寒彻骨,巨大伤害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还是会在最意外的时刻把你痛醒)
十几年前,我和台湾一位重要的评论家谈起中国的诸多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或许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文革’的时候,你在哪里?迟早有一天,大家会发现这是个躲不过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面对自己回答的挑战。”
身为“文革”最重要的象征人物之一、曾被毛泽东当众建议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终于在四十多年后回应了这个挑战,向当时另一个意义上的重要象征——被她们一群学生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道歉。有人说她勇气可嘉,有人说她回避真相洗脱己责,也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的好。脾性所限,我不太敢评论,因为我担心另一个问题:换了是我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会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虽然过去的罪责到底是每一个具体的活人所犯,必须由每一个个体自己承担那份重负,不能诿过于时代或几个大人物,更不能让政府来个总体的否定就代表大家含混过关,但我们都晓得时代的限制、集体的疯狂以及政治的高压。同样地,对于历史创伤的治愈,个体的反省和忏悔,恐怕也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重建健康正常社会的开端。恰恰相反,只有在一个真正拨乱反正的大环境底下,在重估道德价值的社会压力之下,个人才有勇气或者被迫真正面对自己的过去。
什么叫真正的拨乱反正?拿南非来说,如果不是终结了种族隔离,彻底否定了那套邪恶的观念和体制,使得整个社会再无人敢去公开怀念那个年代的“单纯和美好”,世人称颂的真相与和解还成得了事吗?
再说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西德就和日本一样,为了“冷战”的需要,许多原纳粹分子安然过渡到了新时代,甚至在各行各业位居要职。大部分当年为希特勒呐喊痛哭的百姓则保持沉默,以遗忘遮掩昔日的目盲。不过,60年代中后期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各地年轻人逆反上一代的抗争在德国多了一股弑父的狂热,格外悲情格外沉重。当时,退休的总理也好,仍在位的部长议员也好,全都不能用“历史的错”“伟人的失误”“我也是受害者”和“向前发展”之类的借口过关,必须在镜头之下说清楚自己知道什么、做过什么。这就叫做真正拨乱反正的大环境,这才是个体真正忏悔的土壤。
可叹的是,历史的创伤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治得好的。没有政权和价值观的完全转变,南非和德国固然不能轻易告别过去的阴影。就算经过如此一番寒彻骨,巨大伤害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还是会在最意外的时刻把你痛醒。在谈到当前南非治安不靖、暴力频发的问题时,当地著名公共知识分子Max Du Preez引述了灾后现场心理学家的分析说:灾难是结束了,日子也重新开始了,但忙碌地过着新生活并不表示过去几十年积压下来的问题也就清理好了。它浮现在今天的病征是无法宽容异己,易被激怒,暴力倾向鲜明,以及藐视秩序。
难道南非做得还不够吗?当然不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不过处理了两千多宗个案,涉案的全是直接参与暴力和酷刑的凶手。大部分当时支持隔离政策的白人都换上了新面孔做人,大部分人格与尊严受过侮辱的人则默默进入了忽然来到的新社会。前阵子因为曼德拉逝世而被人记起甚至歌颂的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曾在委员会的庭讯上很漂亮地为白人三百年来的错误道歉。但在问到他任内执法单位的具体暴行时,他就推得一干二净,说他一概不知。听完这话,图图大主教哭着回应:“他怎么可能不晓得?”然而,德克勒克的表态却很有代表性。那是历史的错,集体的错,与我无关。
德国青年运动颠覆父辈,然而,那就能切掉纳粹的邪恶,不让自身残留历史创伤吗?其中最激进的一帮人走上了武装革命路线,吊诡地干下了和父辈相似的罪行:协助巴解组织,恐怖袭击以色列人。一位在青年时代是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老同志的学运领袖,今天干脆成了新纳粹运动的重要领袖。历史的线索太过复杂,有些德国学者认为,这些激进化的学运与现在部分新纳粹,尽管都是源自清算历史的需要,却因为不够自省反而继承了他们当初想要否定的遗产。
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多久了?“二战”又打完了几十年?南非与德国已算是清理历史的典范了,至今仍被历史的梦魇缠绕。“文革”还不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伤害,它是一个个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基本单位的崩解,是加害人同时又是受害人的分裂。这十年的伤口,你说还得用上多少倍的时间来愈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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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作者为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